池莉：一生只做一件事

一个人一生可做的事情很多，但世上不知多少聪明人，一生没有搞好一件事。 
　　 

在很长一个人生阶段里，我只长年岁不长心眼，想来真是痴长。 
　　 

从前，我外婆家屋后有一座大园子，园子里头长满花木蔬菜和中草药，芙蓉花、鸡冠花、桃树、垂柳、小白菜、香葱、车前草、鸡血藤等混长在一个园子，引得蜂来燕往蝶飞蚓爬，使儿时的我玩得十分着迷。当然，这种私家的园子后来很快就没有了，支援了国家建设。园子变成了一座丝织厂，工厂的围墙抵在我家屋后，整日整夜哐当哐当地响。我不喜欢这声音，我从来就不喜欢工厂。从此，我一直心怀渴望，非常非常想养花种草。渴望与日俱增，可多年来就偏是没有机会，既没有自己的住房也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。十几年熬过去，去年分得一套公寓，奔到阳台上一看，发现竟然留了养花槽。这一高兴，头脑轰地发了热，不知不觉拿业余爱好当了正经事做。一连好些日，提只篮子和小桶，四处挖湖泥。在大大忙了一阵之后，花种上了，草也养上了，菜籽也撒上了。然后，抱着肩来来回回欣赏，倒真有一种了却了某个夙愿的感觉。以后每逢出差或笔会，凡遇上奇花异草，都挺执著地弄点回来栽进盆里。家里厨房三天两头做鱼、肉，也常记得将洗鱼洗肉的水倒入花槽。 

可是到了秋季，结果并不理想。葡萄才结了几颗，花儿没开几朵，从庐山植物园特意带回的碗莲之类也都死了。怎么回事呢？ 
　　 

为此，我特意找了《花经》来读，读着读着，心中渐亮。合上《花经》，扔下花铲，淡然一笑：我不再养花了。 
　　 

实际上，《花经》这本厚书我翻来覆去看的只是前面一小节：序言。序言里简洁地记叙了本书作者之父黄岳渊先生的一段经历。黄岳渊先生在宣统元年的时候本是一名朝廷命官，斯时年将三十。有一日黄先生想：古人曰三十而立，我该如何立人呢？他想，做官要应付人家，做商呢又要坑害人家，得做一件得天趣的事才好，才算立了为人的根本，于是，黄先生毅然辞官隐退。他做什么呢？他购买田地十余亩（时田价每亩约二十金），渐扩充至百亩。黄先生从此聚精会神，抱瓮执锄，废寝忘食，盘桓灌溉，甘为花木之保姆。果然，黄家花园欣欣向荣，蒸蒸日上，花异草奇，声名远扬。每逢花时，社会名流裙屐联翩，吟诗作赋。更有文人墨客指点花木，课晴话雨。众人深得启示：既混浊之世，百无一可，唯花木差可引为知己。 
　　 

据说当时的文坛名人周瘦鹃、郑逸梅等人皆为黄先生的花木挚友。 
　　 

黄先生养花养出了精神文明，养出了人间知己，养出了《花经》这等好书，恐怕这才叫养花种草！这才叫做了人生一件事！ 
　　 

一件事要做好，岂能凭你心中有一点喜欢？有一点迷恋？三天浇点水，五天上点肥？ 

少年狂妄，自以为聪明。把表面的一些由头借来，实际标榜自己为至情至性之人。这也做做，那也试试，好听人评价个多才多艺。近年来国家大兴经济，文人纷纷“下海”，我也曾与人发议论说作家的智商是足够经商的。最近由读《花经》而获顿悟：人的一生只能做一件事。政客们终身搞阴谋，商人们终身搞欺骗，情种终身搞爱情（比如贾宝玉），黄岳渊先生终身搞花草。一生的时间并不多，一生的精力也不多，要搞好一件事实在不容易。用去一生，搞好了一件事，那也就够可以了。世上不知多少聪明人，一生没有搞好一件事。 
　　 

总之，我是不敢再说文人经商之类的话了。也不敢再狂热地养花弄草。就连剪裁时装、研究烹调之类的兴趣也淡了下来，兴致所至，偶尔为之，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决不长期牵肠挂肚。 
　　 

应该是不受诱惑的年纪了。傻一点儿，笨一点儿，懒一点儿，冷一点儿，就做一件事——写作——我这一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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